我在为自己的小说做一些资料的收集和调查的时候,无意间翻到陈凯歌这篇《青山——回忆知青岁月》,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、随处可见的地步。不知道人们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传播,在如今的审查环境下,普通人自己书写的回忆录,可能多半是发不出来了。
陈凯歌在开篇谈起 1969 年的那个春天,朋友在地图上指出云南的方向:你肯定那儿还是中国吗。他要去的农场在景洪,在今天已经因旅游业的发展如雷贯耳,也没有人再敢说:你肯定那儿还是中国吗。
但是在这个由头之下,他也试着这样讲述景洪:“这里过去是王国,很少发生战争,是信奉佛教的和平的农业民族。一九四九年,国王一家去了北京,不再回来,此后汉人渐渐多了起来。”只能这么多了,点到为止。他只能讲述自己作为知青的故事。
这使我难忘,回忆起来惴惴不安的地步。就好像全篇只剩下这一句,他没有细说、也不能够细说的,关于本地人的生活,其背后就笼罩着这样一个阴影。然后看他穿插着大同小异的知青生活,面对惊心动魄也冷静地结尾:“文革”一来,佛教被禁止,“泼水节”也被作为迷信活动,取消了。
虽然生长在“少数民族聚居区”,但我更多也从电视新闻中认识傣族,我的眼光,也被训练成一个汉人的眼光,可以将一个与我同样的小数民族看成是惊奇的景观,可以被消费的景观。于是我小时候在学校,是彝族、白族、苗族等穿上傣族的衣服,表演一种我们在电视新闻中接收到的共同幻觉。
这样的表演还有很多,我还跳过布依族的舞、蒙古族和藏族的舞。大部分时候,我忘了自己是个彝族,我是说从那些衣服中脱身出来的时候,我回到了穿那些衣服之前的状态,即"一个普通汉人对其他民族的想象",我已经习惯于在这种政治身份中生存了,只有在填写家庭调查表的时候,我才会如同受到惊吓一般,郑重其事地写上我的民族——这个字很难,我需要翻字典,直至升到高年级才勉强将它记住。
我母亲年轻时也跳民族舞,最擅长的曲目是《月光下的凤尾竹》,她一直没去过西双版纳,她想象那是梦之国度,在佛的光辉下,一切都是柔和的。她梦想再次穿上傣族服饰,除了自己跳过傣族舞以外,她对傣族的了解,和任何一个汉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了。我也是这样想象傣族的。
直到 2022 年,我搬到了腾冲,意外发现这个地方也有傣族聚居,且饮食文化多元,傣族占重要一席之地,我开始主动或被动地了解这个曾经只存在于我想象中的民族。在工作中结识的伙伴,就有傣族、傈僳族和佤族,我开始写《边疆、民族与宗教》这个系列,也就是在腾冲、在与这些朋友的相处过程中诞生的。
我住在腾冲时认识的朋友溪溪,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小女孩,我忘了问她的民族(好像这在我们云南的生活中,或者在腾冲的生活中,是最无关紧要的一件事,没有人会这样问彼此,除非是自己欣然袒露),但她似乎由从小相识的亲朋好友、街道饮食,对一个地方了如指掌。在我们约好去吃“撒撇”的某一天,我告诉她我是彝族,她说,那是崇拜火的民族,紧接着又补充道,就像傣族是崇拜水的民族。
经她这样不经意地提起,像咒语一样洒落在我心间,原来我们在信仰上是相反的,又像是天生的一对。
我对傣族的理解,我们的连接方式,终于不再透过小时候穿的傣族服饰、跳的傣族舞,或者撒撇*和傣味手抓饭,而是更直接地,有了一个更强的关联性。我们是站在一起的,可以相互理解,并作为彼此的补充,相互解释的。我们是姊妹,是兄弟,是共同信仰自然神的伙伴。
但这是广义上的相似,狭义上,彝族似乎已经没有"神明"了——我的意思是,可以像傣族那样,供奉在华丽庙宇里的神明。正如陈凯歌在《回忆知青岁月》里写到的那样,傣族是信奉佛教的民族。一定程度上,我母亲所想象的那个国度,在佛的光辉下,充满鲜花与微笑的国度是存在的。
2023 年 7 月,我终于说服母亲去西双版纳,我们这么多年来的第一次家族旅行。她这个人总是别扭,明明在我提议之前,她就已经买好了傣族的薄筒裙,早已给自己的人生计划了这趟旅行,但正经邀请她的时候,她却再三推拒。其实我也知道她内心的想法,她是那样胆怯的一个人,胆怯于靠近自己的梦。而我和她的关系,也像是世界上紧张的一对,太阳和月亮,永远隔着一些时光,错开比较好。
但最终我们还是出发了,前往西双版纳,我知道她从少女时期就想象过这个城市,一座梦幻的岛,在亲身到达之前,它悬浮在所有陆地和海洋的正中央,正上方的位置,永远供人想象,哪怕到了视频时代,我们会已经在各种即时的影像中见识过它的真面目,但实际抵达,仍然是不一样的。我希望弥补母亲的少女时代。在二十岁出头,我也才第一次到达西双版纳,在这里留下了一些忧郁的潮湿的记忆,但总体上是美的,令人怀念的,所以我想起它,想起它对于母亲的重要。
结果真实的西双版纳,果然变成了一座城市,而永远也无法复归我们想象中的岛屿,纵使它有盘根错节的榕树气根织出的笼,也不能再遮住它的古老,和永远让人幻想和揣摩的部分,它是如此地赤裸,赤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。
在西双版纳,我的彝族母亲身穿傣族的紧身衣和薄筒裙,在傣王曾经居住的花园中留影,我们所有人都忘了,这里曾经拥有过一个显赫的家族和王朝。然后他们消失了。
第一次来的时候,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:解放了——那国王一家去了哪里呢。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第二次来,我也还没来得及带上陈凯歌记忆里这段惊心动魄的描述:“这里过去是王国,很少发生战争,是信奉佛教的和平的农业民族。一九四九年,国王一家去了北京,不再回来,此后汉人渐渐多了起来。”
从西双版纳回来以后,这个问题却像是顺着尾椎骨,爬上了我的背脊,使我闷闷的。不时想起它,背后变得沉重了起来,拖到身前,又变成一条欲断的绳索,再抓下去,薄如蝉翼,便什么也没有了。我们从这句话里,什么也找不到。谁会想起追问傣族的历史,在王宫导览前,几分钟的口舌就讲完了,“新中国”翻开了璀璨的篇章,外面“新时代”的雕像和标语,早已虎视眈眈,“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团结抱在一起”。
西双版纳什么也没留下,我甚至没能和一个傣族人交谈——但也并不重要,我和每一个人交谈了,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傣族,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彝族,然后我们互相不知道,但我们交谈了,我们面对彼此,并没有什么区别。也许唯一的区别就是游客和本地人,一些人休憩,一些人劳作,一些人幻想桃花源,一些人迫切要到外地打工。
现代、文明、都市、旅游,在面对人的真实需求时,不堪一击。但最终可能都不必到达这些夸张的词汇,因为我们甚至从未有过,悬在上空的政治,让它维持着这样一种假象。于是在面对人的时候,那些复杂的原始性,彼此身上野蛮的部分,忧伤的部分,让我们如此难以消化,难以相爱。
每年我们都会在新闻中看到相似的矛盾,乃至于仇恨。旅游乱象,就是本地人不再“淳朴“了,“被金钱腐蚀了”,就连泼水节的性骚扰,也怪罪到“少数民族的落后”。怎么会这样,有时候他们是联欢晚会上身穿靓丽服饰、还要保持笑容的一种民族象征,美丽的、纯洁的,好像天生就供人观赏,天生就少于思考。而一旦在现实的冲突中露出和你和我相似的人性的一面,就好像一只猫、一株兰花成了精,立马被召来的天师或道士,早早降伏得好。
西双版纳什么也不剩了,一个被掏空的岛屿,榕树的气根早已被扯下,不足以支撑它高高地悬挂在天空,我母亲的想象中,有孔雀公主,有轰轰烈烈的爱和恨。那是另一种罪恶,但它显得温柔,至少我母亲幻想那是她的故乡,她会和那里的人们住在一起,然后让自己消失,只剩下岛,只剩下雨林和孔雀。
2024 年 5 月 20 日
*撒撇:一种傣族小吃。
这是“边疆、民族与宗教”系列的第六篇,感谢阅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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